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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說“浮士德精神”是西方科技創新的原動力?中國需要嗎?

  佑斌  2019-06-14 00:00:00   專欄
一個終極目標是成為人類領袖,一個是從探索自然獲取終極權力,這是兩種文化下的不同的態度。

最近這一兩年,科技創新一直是輿論的熱點議題。有一個難題總是困擾著中國社會,為什么中國缺少世界一流的原創成果?中國的科技進步很快,但大部分都是技術的應用,極少重大原創成果產生,對于科學上突破性的成果,中國的成績甚至不如只有幾百萬人口的瑞士和以色列。

對這個問題,很多大師早前就有過論述,最為著名的是“錢學森之問”,中國為什么很難培養出具有一流原創成果的學術大師?這與“李約瑟之問”一脈相承。李約瑟曾發問:中國古代有燦爛的文化,為什么沒有孕育出科學,產生像牛頓那樣的科學大師?對此,愛因斯坦實際上已經給出過比較權威的解答,他的觀點大意是“科學”產生的背景本來就比較特殊,建立在古希臘萌芽的形式邏輯與文藝復興后的試驗驗證實踐的基礎上,中國缺乏這樣的土壤,所以近代科學未在中國萌芽不稀奇。當然他這里說的“科學”主要是一種科學方法,就是通過觀察,假設,邏輯推理,試驗驗證的科學理論體系,所以他的說法也在中國引起很多誤解,很多人認為中國古代擁有四大發明,怎么能說沒有科學?按照愛因斯坦的觀點推斷,中國古代的發明應該稱為技術,而不是“科學”,因為都是實踐中應用或偶然發明的,并不是通過科學研究在科學思維的指導下完成的。

關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以及對科技創新的影響,中外很多大師做過研究,例如羅素、梁漱溟、楊振寧都有非常精彩的觀點。楊振寧曾指出中國的《易經》阻礙科學的發展,因為《易經》強調“歸納”,缺少科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演繹”。他的言論也招來很多批評。實際上他的觀點是與愛因斯坦的說法是一致的,這里的“演繹”也是指萌芽于古希臘的科學思維方式,從一般原理出發推導出結論的形式邏輯。

當然除了這些大師之外,國內外還有無數的學者探討過這個問題,從科研體制,管理方式,經濟制度,法律保護等各個角度論述過中國科技創新領域存在的問題和改革的方向。但是似乎很少有人提到“浮士德精神”,《浮士德》是德國著名詩人、思想家歌德的代表作,這部作品在西方文化的地位不亞于中國的四書五經。《浮士德》的內容宏遠深邃,是“資本主義三百年精神的總結”。中國有很多先哲對《浮士德》有過深入的研究,包括辜鴻銘,張聞天,郭沫若等人。與《哈姆雷特》一樣,一百個人眼中就有一百個浮士德,每個人對《浮士德》理解的角度都有不同。在中國,介紹《浮士德》的各種研究多是從文化的角度出發,例如辜鴻銘直接認為浮士德反映的精神在中國文化中也能找到,也就是《易經》中的自強不息精神,這種觀點在中國很普遍。

相對于西方的科學技術,中國對《浮士德》的研究并不多,但實際上“浮士德精神”與西方科學研究文化密切相關的,并不是說歌德創造了“浮士德精神”,歌德只是總結了“浮士德精神”。“浮士德精神”要求人們積極地探索世界,抵御各種誘惑,最終實現自我價值。“浮士德精神”在西方世界幾乎是公認的資本主義普遍精神,包括不畏艱難險阻探索自然的精神。這一點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也有精辟的論述,西方世界從中世紀的宗教束縛中解放出來,將“浮士德精神”發揮到極致。

我想從側面論述下“浮士德精神”對西方科技創新的影響。西方一些媒體經常會做這樣一個社會調查,題目大概是“你認為人類歷史哪些人物影響力最大?”或者“人類歷史上哪些人最偉大?”。這些類似的調查有很多,但每次的調查結果,排在前幾名的大人物基本上都差不多,一般不出意外,牛頓、愛因斯坦、伽利略、達爾文、耶穌都在前幾位,然后可能有其他的宗教領袖和政治領袖。這些幾乎是西方世界的共識,在西方的文化中,愛因斯坦,牛頓遠比華盛頓有影響力,甚至更有“權力”,這一點從中國文化的角度出發很難理解。即使很多人承認這個結論,但多是從表面的經濟和科技影響出發,很少會從精神層面考慮把牛頓、愛因斯坦也當成世界的領袖。

我從另一個社會現象來闡述這個問題。中國每當有科學家取得巨大的成就時,人們稱贊他們時也多是從對國家貢獻,學術成果的層次去評價。比如有科學家默默研究科學取得突破性成果時,很多人都會說這是“奉獻精神”,他們很辛苦,應該要給予更大的獎勵。還有聲音呼吁科學家應該走紅毯,接受人們的崇拜。我并不是說這種理解方式不正確,科學家的確應該提高待遇。但這樣的思考方式與西方的“浮士德精神”完全不同。在“浮士德精神”中,探索自然取得巨大的成功本身就是一種最終價值實現,與一個人登基成為國王在獲得“權力”的量級上沒有本質區別,這種偉大是自然而然的,并不需要以其他職位、金錢、名位去兌換。所以西方有那么多的先賢投入非常細致的科學研究上,即使這些研究有時候并不帶來多大的經濟利益。比如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后,在西方幾乎是神的存在,尊貴程度不亞于國王,盡管他的發現在當時毫無經濟價值而言。這從“浮士德精神”出發就很容易理解,牛頓探索自然的奧秘,取得這樣大的成就,這就是獲得一種“權力”,這種“權力”就是“浮士德”所追求的,而不是需要將探索自然獲得的“權力”兌換成名譽、地位、金錢才能實現價值。

但是從中國的傳統文化理解,牛頓、愛因斯坦更可能被定位為“大國工匠”,很難把他們拔高到遠高于歷史上帝王的位置,甚至還會覺得他們的付出與獲得不成比例,地位與成就不相稱,或者認為他們有奉獻精神。在我們的文化中,探索自然獲得巨大成果的這種“權力”不大可能成為終極偉大的理想,也不可能認為通過科學研究取得成功是什么“權力”,所以才會想額外“獎勵”這些科學家一些東西,實際上還是把他們當成促進社會發展的“工匠”,而不是實現終極人生目標的人類領袖。如果缺乏“浮士德精神”,我們會很難理解西方幾百年間會有那么多絕頂聰明的人,終其一生都在做一些非常基礎細節的研究,很難想象孟德斯鳩會在一堆大人物之間閱讀一篇關于腎腺的論文,因為在“浮士德精神”下,研究腎腺與研究怎樣治理國家在“權力”量級上是一個層次,兩個領域同樣有無數人追求。正因為“浮士德精神”,西方世界在從宗教束縛中解放后,無數人為追求探索自然的“權力”前赴后繼,著書立說,最終產生無數影響人類的科學成果,促成了工業革命。

當然,西方后來很多學者也在反思,認為“浮士德精神”在西方太過頭了,總是想改造世界和自然,讓全世界按照自己設想的方式生活,最后導致侵略和世界大戰。但是即便在當今,“浮士德精神”還是西方文化中的主要精神,是支撐科技創新的原動力,探索自然是很多人人生的終極目標,也正因為如此,西方在各個學科才會有源源不斷的頂尖人才加入。他們不是為了道德上的奉獻,而是在追求自然的奧秘,是在追求用我們傳統文化很難理解的終極“權力”。我們的傳統文化不會理解一個人研究芯片成功能成為人類的領袖,而更多的會說這是一種需要嘉獎的貢獻。

所以帶著“浮士德精神”,做學術必然求真務實,當然任何國家都有投機取巧的人,但只要奔著探索自然的目的,社會整體上還是傾向于攻關原創成果,因為這才能真正實現理想,實現人生的價值。但如果缺乏這種精神支撐,探索自然并不是一種人人向往的“權力”,而只是獲得其他東西的中介,當然更容易產生投機取巧和不端行為。

在中國的文化理念中,如果一個人從年輕時就立志像愛因斯坦一樣探索自然,社會上會普遍覺得他是在“奉獻”,但是用“浮士德精神”理解,立志潛心科學研究取得像愛因斯坦那樣的成就與立志當總統治理國家并沒有本質區別,都是在追求“權力”,因此如果科學家研究失敗了,也不會獲得多少道德上的同情。即使如此,在“浮士德精神”的影響下,依然有無數的聰明人在探索自然這條路上前赴后繼,在各個領域大放光彩。“浮士德精神”是西方科技創新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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